云南古滇国青铜文化吸纳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铸造技术，以精湛的制作工艺和浓郁的民族风格享誉海内外，因此是青铜时代“最后的辉煌”。
作者：罗婕
国宝之美，穿越古今，器以载道，恢弘万千。每件珍稀文物背后，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，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，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。从2023年5月1日起，中新社“东西问”推出“镇馆之宝”系列策划（四），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。北有马踏飞燕，南有牛虎铜案。1972年，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城北星云湖畔李家山古墓群的战国“牛虎铜案”，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，整体造型奇特、构思新颖，为“一虎噬二牛”，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，又具浓郁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，是中国青铜艺术的杰作。 战国牛虎铜案为何是中国青铜文化“最后的辉煌”？它如何体现古滇国与其他文明的交流融合？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、云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张永康近日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，予以阐释。中新社记者：您参与了李家山古墓群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，见证了“牛虎铜案”出土过程。它是如何被发现的？ 张永康：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北侧有一连绵山脉，名李家山。其北枕关岭，南绕星云（湖），地势险要。20世纪60年代，当地村民就在这里捡到过零星青铜器和玉饰品。1972年1月，李家山古墓群第一次考古发掘正式展开，3个月后，山西南坡及山顶的27座墓葬陆续清理完毕。其中，山顶的第24号墓规模最大，随葬品也最多，牛虎铜案就出土在这座墓中。 刚出土时，大牛的头、下凹的背部及小牛断开分散，大体的造型样式都不太清晰。我们将发现的20余块青铜器残片集中在一起，断定这是一件大器。最终，通过文物修复工作者近两个月的拼合修复，还原为长76厘米、高43厘米、宽36厘米、重12.5千克的精致重器，“牛虎铜案”得以重现于世。中新社记者：在中国文博界流传着“北有马踏飞燕，南有牛虎铜案”的说法，牛虎铜案何以被称为滇文化青铜工艺最高水平的代表作？ 张永康：云南古滇国青铜文化吸纳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铸造技术，以精湛的制作工艺和浓郁的民族风格享誉海内外，因此是青铜时代“最后的辉煌”。同时因其具有较高的历史性、艺术性、科学性，“牛虎铜案”也被称为滇文化青铜工艺的代表作。 《左传》曰，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。在古代，战争关乎国家与军民的安危，而祭祀则起到保佑城邦、战前团结人心的作用。“牛虎铜案”是一种放置祭祀品的礼器，就历史性而言，它反映了古滇人的活动轨迹、社会生活、礼乐制度及文化风貌。 从艺术性看，工匠巧妙地将牛身中本应为腹部的一段挖空，将牛背作为可盛放物品的盘形，整体造型精致、工艺精美，将大牛的造型、小牛的憨态可掬和“虎噬牛”的场景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具有美学鉴赏的艺术价值。 牛虎铜案重心平稳，体现出工匠在科学性上的巧思。大牛颈肌丰硕，两巨角前伸，给人以重心前移之感，而尾端的老虎后仰，使案身恢复平衡。大牛前后蹄各用一根横档连接，两横档之上站立着一头体量较小的牛，形成“十字平衡”的构造，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感。作为古滇国的一件祭器，牛虎铜案在科学和美学上都达到了极高水平。观众欣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的云南省博物馆藏“牛虎铜案”展品。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：出土至今，牛虎铜案的含义一直存在争议，主流解读有哪些？反映出哪些文化内涵？ 张永康：古滇国时期，当地民族尚未使用文字，多把祭祀、战争、纺织、牧马等社会生活场景以雕塑方式展现在所造器物上，因此滇文化青铜器也以写实见长。 关于牛虎铜案“一虎噬二牛”的特殊造型解读，民间流传较广的说法是“母牛护犊”。但仔细辨认可见，大牛颈部肌肉健硕，牛角挺拔，应为公牛，身下的小牛虽体型较小，但牛角很大，也为成年公牛，因此“护犊”的说法难以成立。 较为主流的说法认为，“虎噬牛”是现实世界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之间关系的映照，反映自然界弱肉强食的规律。也有专家认为，牛虎铜案包含了滇人对“死亡”这一生命终极命题的理解。用“虎噬牛”表达“死亡”，用“小牛”诠释“新生”，传递了滇人对风调雨顺、牲畜繁衍、国泰民安的渴求。 此外，还有专家延伸解读：在古滇国，虎为百兽之王，象征权威，牛则是财富和生命的标志。牛虎铜案中的虎、牛形象成为滇人重点表达的主题，显示了滇人崇虎、崇牛之情，表达了对权力、财富和生命的向往。中新社记者：“牛虎铜案”如何体现出当时古滇国与其他文明文化的交流融合？ 张永康：历史上，人类主要的迁徙路径离不开河谷溪流和海岸线。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迁徙的“中转站”，境内六大水系中的澜沧江、伊洛瓦底江、怒江、红河均为国际河流，流经缅甸、老挝、泰国、柬埔寨、越南等国，因此滇文化青铜器反映了当时不同文明在此交融的文化面貌。 牛虎铜案的器物主体是一头封牛，其特点在于两边牛角向内弯曲，牛角尖向上翘起，牛脖子上有一个隆起部分，像骆驼的驼峰。封牛曾是亚洲的主要牛种之一，云南地区的封牛则通过有着“南方丝绸之路”之称的蜀身毒道，从印度至缅甸，后进入云南。这条交通要道促进了滇国与其他文明在商贸、文化上的交流融合。 此外，李家山考古出土的一字格剑、动物纹铜扣饰、环纹海贝、蚀花肉红石髓珠、铜鼓等随葬品，反映了李家山墓地与北方草原文化、岭南越文化、南亚地区、东南亚地区都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。这是云南多民族多元文化早期格局的真实写照，也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形成过程的重要例证。
张永康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、云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，云南著名文博专家。
1972年1月，张永康作为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员，参与李家山古墓群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，见证贮贝器和“牛虎铜案”等古滇国青铜器重现于世的过程。主要学术成果包括：出有《大理佛》《艺苑流光》《佛国遗珍》等专著，主编《云南文人画艺术》《木氏宦谱》《云南民间收藏文物集萃》《仁恒藏瓷》等地方性图录，发表文物学和考古学论文30余篇。
文字编辑：韩禹